从8世纪后半叶开始,大规模的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晚唐至北宋早期(9至10世纪),海上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阶段。这时,在瓷器生产中有悠久历史的罐类器物有了新的使用功能,就是在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当中作为储存淡水、葡萄酒的盛储器或装置其他船货的包装用具。这类在海上贸易中的储物罐,尽管有大小的区别,但其共同的特征是胎釉加工都比较粗率,很少有装饰,因此一向不被中国的研究者所重视。然而,近年来这类储物罐却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有二。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储物罐成为国际上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法国远东学院连续召开了两次专门关于海上贸易中使用储物罐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东南亚的学者纷纷开展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了许多与生产海上贸易用储物罐相关的窑址资料。中国境内的生产储物罐的窑址资料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储物罐在中国古代瓷器研究中不被重视,因此中国的资料非常缺乏,使人深感遗憾。
储物罐在大航海时期以前在海上贸易中的使用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是海上贸易兴起的初期阶段,即8世纪后期到10世纪。可以以泰国沙没沙空省(Samut Sakhon)距暹罗湾8公里的塔钦河河道中发现的帕侬苏琳沉船(The Phanom-Surin Shipwreck)和爪哇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Shipwreck)为代表。前者的时代为8世纪,后者的时代为唐宝历二年(826年)。两条沉船都出土了广东产的大罐、波斯釉陶罐和被称为“鱼雷形瓶”的尖底大口罐。帕侬苏琳沉船由于沉没于内河,货物有机会在船沉没以前搬走,因此出土的器物较少,以陶瓷罐残件为主,可以确认这些罐用于盛放稻子和用作缝合船密封物原料的沥青。黑石号沉船是一条沉入大洋的海舶,船货完整地保存下来,水下考古发掘者迈克尔·弗莱克(Michael Flecker)详细介绍了黑石号沉船陶瓷的出水情况,并归纳了广东产大瓷罐在船上的装运方式和用途。他提出作为储物罐的广东陶瓷,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盛载出口货物,以带系罐、壶最常见。二是盛载船员航行中所需的食物和饮用水。
晚期阶段是10世纪后半叶以后,直到大航海时期,储物罐的使用功能开始出现变化,具有代表性的是爪哇海发现的推测年代为968年的井里汶沉船(Cirebon Wreck),这条沉船出水了30多万件瓷器,以越窑瓷器为主,同时也出水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储物罐,其中瓷器中最主要种类的碗、壶等器类采用了直接架放在船舱里的方式,不再放置在大罐里。可见在后期阶段这些大罐不再盛装用作船货的瓷器、金属原料;其用途明显是仅用来盛装淡水、酒和其他食材等饮食用品,以及与航行密切相关的物品,如16世纪以后的火药等。罐类器物在海上贸易中的这种作用,从10世纪后半叶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后期阶段的储物罐,从目前发现的沉船看,以尺寸在40-60厘米的中号的罐子为多。黑石号上出水的那种高90厘米左右的大号罐子就比较少见了。关于后期阶段储物罐的产地,以往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窑址:广东佛山奇石窑、福建晋江磁灶窑。
持这些储物罐产自磁灶窑观点的学者主要来自福建,人数不多,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磁灶窑开展过考古工作的有土尾庵窑址和金交椅山窑址,问题是这两个窑址尽管都生产罐类器物,但主要是高20-40厘米的小号罐子,很少有中号的罐子,与水下考古的发现不甚相符。
广东佛山的奇石窑,以往常常被纳入石湾窑的生产体系。地理位置属于北江流域,自然资源条件十分适宜陶瓷生产。20世纪50、60、70年代都开展过考古工作,特别是1976年,佛山的“石湾镇史”编写组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展过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主要调查了石湾镇西部的大帽岗窑址和西北的奇石窑址,两处窑址都在当时的南海东平河东岸,常被统称为石湾窑。还调查了原和顺镇(现里水镇)的文头岭窑,因与“官窑”地名关系密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称“南海官窑”。特别是奇石窑址和文头岭窑的调查中发现了肩部带有戳印文字的青黄釉和酱褐釉四横系大罐,由于这种罐中有一种印款为“清香”铭,在日本的传世品和东亚、东南亚各地的遗址中以及沉船中多有出土,被日本学界称为“清香”罐,早年故宫博物院在文头岭窑址调查时也采集到带“清香”铭的残片。对奇石窑调查的报告一经发表,给长时间苦苦寻找“清香”罐产地的学界带来了惊喜,迅速认定了这类罐的产地就是佛山奇石窑。然而,这并未给中国的学界带来探索的动力。1976年以后,对奇石窑及南海官窑的考古工作陷于停顿。近年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开展了对佛山市南海区窑址的大规模区域考古调查和试掘,获得的资料极大地推进了作为海上贸易关键器具的储物罐的认知。通过本次考古调查试掘和近年来各地遗址和沉船中出土的考古资料,我们对以奇石窑和文头岭窑为代表的佛山宋元时期的窑业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佛山一带的制瓷业可分为三个较大的区域:里水镇文头岭窑区、狮山镇奇石窑区、明清时期的石湾窑区。前两区的生产时间为宋元时期,生产区域巨大,都沿东平河延绵分布约3-4公里。产品种类包括了日用的碗盘类食具,而不同尺寸的储物罐是非常重要的一类产品,在所有产品中占比很大,从文头岭发掘地点的出土器物看,其占比超过50%,是最重要的产品种类。在前两个窑区衰落以后,生产转移到石湾窑区,明清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生产,海上贸易用的储物罐依然是一类重要的产品。
第四,海上贸易所用储物罐的生产具有特殊性,南宋以后到元代广东地区的窑业生产进入衰落时期,被福建地区先后兴起的闽北地区和闽南地区的窑业取代,作为重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广州的地位也在此期被泉州超越。但储物罐的生产一直以广东地区为主,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衰落以后,佛山的窑业兴起,主要接续生产的就是大小不等、造型各异的储物罐。这是广东地区依然高度参与海上贸易的重要证据。在奇石窑区和文头岭窑区衰落以后,后续兴起的石湾窑,也继续生产这类储物罐,非洲肯尼亚发掘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沉没的蒙巴萨沉船(Mombasa Wreck)中出水的带“盛桥”铭的罐,就是石湾窑的产品;沉没于道光二年(1822年)的泰兴号沉船中也出水了石湾窑的储物罐。类似的情况在东南亚也有体现,比如在元代兴起的泰国宋加洛(Sawankhalok)和素可泰(Sukhothai)窑区,在明前期曾成为中国瓷器的强力竞争对手,在明代中期被中国瓷器所击败,迅速衰落以后,后续出现的西萨查那莱窑(Si Satchanalai),持续生产储物罐,尽管东南亚生产的瓷器基本退出了海上贸易的行列,但在泰国、缅甸和越南南部生产的储物罐在沉船中的发现一直延续到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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