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古发现谱写中华文明 让遗产保护守住历史根脉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东方古老文明的核心。但是在100多年前，人们对汉唐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面貌只能通过传世画卷的图景窥得，而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更是只能从文献记载中读取。对夏商以前的史前时代更是无从谈及。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建立起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全国各地区、各阶段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谱系的构建。

用考古发现谱写中华文明

    80年代后期，随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大墓和玉器的发现、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墓和玉器的出土，以及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许多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发现和大量玉器的出土，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文明的传统认知。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们，提出了中华文明在其产生和发展之初，并不是以黄河流域和中原为中心的，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遍布于全国各地。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玉器，特别是玉琮、玉璧等被后世文明所吸收的玉礼器系统，竟产生于一向被认为蛮夷之地的长江下游地区，更是让学术界刮目相看。于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界开始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从良渚文化等高度发达的玉器，以及墓葬所表现出的等级差异等现象，看到了文明的曙光。

    2002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到今年整整20周年。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400多位学者共同参加，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调查和发掘。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为核心，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模式研究方面取得了扎实的成果。良渚古城的发现是探源工程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浙江余杭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1998年至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一带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0多处。
    2006年，在葡萄畈遗址发现了一段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对河岸进行解剖时，发现3米多高的河岸下面铺垫有一层石头，因此我们推测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可能是良渚时期的苕溪大堤，也可能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  
    2007年3月至11月，经过发掘最终发现确认了四面城墙。2007年11月29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是良渚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城址，而且良渚古城的规模与建筑特点也使考古界和社会各界极为震撼，当时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也评价说“良渚古城的发现，意义堪比殷墟”。殷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的可靠性，发现了汉字的源头甲骨文。而良渚古城的发现则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找到了实证。良渚古城以其30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和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将以前发现的反山贵族墓地和30多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高台围合在了城的中心，这在规模和等级、布局等各个方面都足以证明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良渚文化的都城。在良渚古城没有发现之前，我们考古界在探讨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时，还只能用“文明曙光”来形容，因为尽管良渚文化的玉器很发达，墓葬所反映的等级分化也已经很明显，但是还不能完全确定其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的门槛。良渚古城发现后，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说“现在可以证明良渚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自2007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良渚遗址考古工作开始进入长期、有计划的考古阶段。随着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往以了解各个遗址的年代与性状为目的的散点式的考古计划已无法适应新发现的要求，以古城为核心、厘清古城内外功能布局与发展过程，成为良渚古城发现以后的工作目标。
    2008年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百年谋略”“十年目标”“三年计划”的方针，制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规划。十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按照这一计划，总体勘探，重点发掘，先城外、后城内，逐渐厘清了以古城为核心的约10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分布格局，以及古地貌、古环境等情况。
    2010年以来，通过对城内外10.8平方公里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墙、台地、河道的边界和演变过程；通过勘探和数字高程模型分析，发现了外郭城的城墙以及美人地等外郭城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经过对美人地、扁担山、里山等长条状台地的解剖发掘，确认了外郭城的堆筑形式、使用年代等情况。由于良渚古城西部紧邻瓶窑镇，目前仅确认围绕着良渚古城的北、东、南三面的6.3平方公里的外城。
    2009年，余杭彭公一带取土发现了岗公岭水坝，随后通过组织开展对其周边区域的调查，在岗公岭以西又发现了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等水坝遗址。
    2010年初，发现岗公岭水坝堆筑的青泥是以草包裹的形式垒筑而成，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确定为良渚文化时期。
    2013年通过遥感分析和钻探，又发现鲤鱼山等另一组较低的水坝遗址，将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1999年确认的5公里长的塘山水坝相连接，最终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与南京大学分别对鲤鱼山和老虎岭进行考古发掘，并在老虎岭发现了打破坝体堆积的良渚文化晚期的灰沟。11条水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年。至此我们于2016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一发现也使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了约100平方公里。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无论从其宏大的规模，还是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建筑的工程量，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墓葬的等级与玉礼器证实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神灵信仰和森严的等级社会；如今良渚文明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代表已经享誉世界。

让保护文化遗产成为自觉与共识

    回顾良渚考古，我感受到史前时期大遗址的发现与确立主要依赖于考古工作的积累，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积累过程。良渚遗址从1936年发现以来，至今已有80余年。数十年来的考古实践证明，长期而扎实的考古工作是认识文化遗产、认定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而考古发现、研究与保护的互动，才能最终实现遗产价值，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不断发现，不断保护，从点到面，最终才有了今天一个保存基本完整、认识基本全面的五千年的良渚王国。
    良渚遗址保护的历程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36年到20世纪80年代，遗址区内的村镇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遗址与城镇化的矛盾并不突出。1958年，杭州市民政局组建大观山果园，并兴建了社会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现知的良渚古城核心莫角山、皇坟山、姜家山等高地区域被划归果园，直到2016年一直保持果园状态，这在客观上使这几处重要遗址避开了城镇化建设的破坏。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1986年反山贵族墓地发现，1987年瑶山祭坛和贵族墓地的发掘推动了遗址的保护力度。此阶段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的速率加快，城镇基本建设增加，村民富裕起来，兴起建房热潮，导致村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遗址保护及其与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遗址的保护问题成为考古和文物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这一时期的考古以配合基本建设项目为主，但在此过程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终有着较强的课题意识与保护意识。在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发掘过程中，我们便决定采用保护性发掘；在发掘完重要遗迹后，即采用回填保护，并积极呼吁当地政府进行保护。余杭区政府对于保护遗址向来也高度重视，反山、瑶山发掘之后随即进行了征地保护，并在1987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余杭县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负责良渚遗址的日常巡查和保护工作，这一机构的设置对遗址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1987年在104国道拓宽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莫角山遗址，第一次认识到大观山所在的高地为良渚时期人工堆筑而成。在浙江省文物局和余杭政府的努力下，为了保护遗址，公路部门最后决定将104国道向南改道。1992—1993年为配合长命印刷厂扩建，在大观山果园台地的中心部位进行大面积揭露，发现了用一层沙一层泥夯筑的建筑基址，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莫角山遗址的重要性。在各方努力下，当地政府决定将长命印刷厂进行了搬迁。
    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进入主动性保护为主的新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良渚遗址的价值和地位愈发彰显。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199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良渚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迅猛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遗址群北侧的大遮山共有石矿30多家，使良渚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2000—2002年，浙江省政府痛下决心，历经两年时间关停良渚遗址周边的31家石矿，彻底消除了采石经济对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破坏。杭州市与余杭区政府为遗址保护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同时建立和完善了有效的管理机制。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划定了33.8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并对遗址群内的建设规模进行了严格限制，从此良渚遗址进入了规划管理阶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了良渚工作站，负责良渚遗址的考古，并配合审批实地踏查、勘探出具考古意见。200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面积242平方公里。2002年9月，成立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瑶山派出所，专门负责打击针对良渚遗址的违法犯罪活动。2002，杭州市颁布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该条例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2002年，浙江省政府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托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该规划最终于2013年获得通过）。为配合保护规划的制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制定了《良渚遗址五年考古工作规划》，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了有计划、有目标、有序的发展阶段。2004年以来，良渚管委会颁布了《良渚遗址保护区文物保护补偿办法》，对保护范围内村社区的集体经济进行补偿奖励。
    第四阶段  随着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及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使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在良渚召开“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启动仪式”。同时，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授牌成立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中心实行双重管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良管委共同管理。2017年良渚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并同时建成了具有国际标准的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及良渚遗址监测中心，开启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的新篇章。
    随着良渚考古以及对良渚文化认识的深入，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良渚文化的晚期以及良渚之后的龙山时代，良渚文化所创造的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向北方传播到了山东、山西、陕北以及甘青等地区，向南传播到了广东等地区，并且在青铜时代的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良渚文明的因素也仍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研究一万年以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探讨五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由多元而最终走向夏商周一体的过程，还需要继续深入地开展考古研究。如今良渚遗址考古已经纳入了考古中国的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的国家课题，作为考古人，我们深感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