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故城出土青铜器中的夷夏融合元素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薛国，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存世长达1500余年的一个东方诸侯国，都城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城南。1978年10月至12月，济宁地区文物组组成薛国故城调查队， 对薛国故城进行了勘查，测绘出城址平面图，并在2号墓地发掘出周代墓葬9座，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大量珍贵文物。这批文物主要藏于济宁市博物馆和滕州市博物馆。
       对于薛，《通志·氏族略》薛氏条说：“任姓，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于任，故以为姓。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奚仲迁于郑。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复居薛……臣扈、祖已皆仲虺之胄也。祖已七世孙曰成， 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女大妊生周文王。至武王克商， 复封为薛侯。”另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帝俊生禺号， 禺号生淫梁， 淫梁生番禺， 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 奚仲生吉光。”薛为任姓，源于东夷太皞（又作“太昊”）一族。太皞，是东夷族的大首领，活动中心区域就在济宁所处的汶、泗流域。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帝俊，据考证也为东夷人。可见，不论以上哪种说法，薛人都是东夷之人。薛人原为东夷人的一个支系，发祥于东夷核心区，先是随商人入主中原， 后又随周人东征，重封祖地。因此，其文化特征，既具有浓厚的东夷文化特点，也明显带有夏夷交融的痕迹。这在薛国故城出土的这批春秋早期青铜器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春秋青铜提梁 “薛侯行壶”

       一级文物，薛国故城3号墓出土，高22.8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6厘米，重1423克。腹部鼓起，平底，兽首耳，有盖，盖顶立一振翅小鸟，盖两侧为兽首衔环，链状提梁穿于环中。腹下部有一兽环形钮，颈部饰蟠螭纹，腹部有铭文两行四字“薛侯行壶”。铭文采用刻铭方法，文字作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壶，在春秋时期是储酒器。从铭文可知，此提梁壶当为薛国国君薛侯所用。此青铜器上的铭文对墓主称“侯”，这与春秋早期文献所载薛称侯相一致。
       作为东夷族的后裔，薛国人也延续着凤鸟崇拜，这是东夷人极为鲜明的文化特征。在薛国故城出土的各种器物上，各式各样的凤鸟形象随处可见。“薛侯行壶”盖顶所立的这只小鸟，振翅欲飞，栩栩如生，极为生动。同时，盖两侧的兽首衔环、腹下部的兽环形钮、颈部所饰的蟠螭纹，又把中原部族崇尚的图腾形象融入其中，显得浑然一体。

春秋龙形鋬鸟形钮青铜盉

       一级文物，薛国故城4号墓出土，高19厘米，总长28.2厘米，腹径15.8厘米，重2517克。直口，腹扁圆，三蹄形足。平盖，兽首形流，盖顶立一展翅欲飞的凤鸟。鋬作一龙状，口衔一小蛇，蛇衔盖上的鸟尾，龙、蛇、鸟连为一体，转动自如，设计巧妙，形象逼真，制作精美，生动传神。在同一件器物上，集合了龙、蛇、鸟、兽四种动物，与后世出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颇有相似之处。盉是中国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青铜盉最早出现在夏代，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

春秋鹿角青铜鸟兽饰

       一级文物，薛国故城3号墓出土，通高48.9厘米，重1517克。一鹿角形似一棵大树，上面分出五个枝杈，其中一枝杈顶端套置一似熊的铜兽首，其余四个枝杈顶端各套置铜铸鸟形饰，四立鸟形态各异。
       鹿角向上生长成树形，形态酷似中国神话中的东方神树“扶桑树”。《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古东夷人也崇拜太阳，认为日中有金乌，扶桑树是太阳金乌栖息的地方。此鹿角“扶桑树”因受材质限制，不如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那般高大、震撼，但从造型到寓意，无不确切指向了“日出扶桑”这一古老的神话传说。
       东方太昊伏羲部落以鸟为图腾，立鸟体现了该部落的鸟图腾崇拜；同时，铜铸鸟形饰呈现出羊角、牛嘴、猪嘴等形象，形态各异，活灵活现，熊兽首与铜立鸟相顾盼，又似乎寓意了部落之间的联盟。中原部族的氏族首领黄帝，号“有熊氏”，以熊为部落图腾，黄帝的出生地就在距薛国故城不远的寿丘（今曲阜城东）。不同部落民族的先民们在泗河流域互动、流转和融合，古东夷族与中原华夏部族不断交融，鹿角青铜鸟兽饰与春秋鸟形钮青铜盉、春秋青铜提梁“薛侯行壶”等一起，正是这种夷夏融合的文化过程在古薛国人记忆中的反映。

春秋蟠螭纹青铜铭文平盖鼎

       薛国故城3号墓出土，包括列鼎七件、陪鼎一件。列鼎尺寸依次递减，形制、纹饰均相同，最大者通高32厘米，腹径39.5厘米，口径38厘米，腹深15厘米；最小者通高22.5厘米，腹径27.5厘米，口径26.5厘米，腹深10厘米。附耳直立，马蹄形足，有盖，平顶，盖顶四周有三个长方形钮，中间一半环形钮。子母口，微敛，唇厚，腹微鼓，圜底近平。盖顶及腹上部饰蟠螭纹，腹下部饰垂鳞纹，耳外饰S形纹。鼎盖与鼎腹内侧均有铭文。陪鼎通高37.5厘米，口径24厘米，子母口，深腹微鼓，圜底，蹄足。盖顶、腹、耳内侧均饰蟠螭纹，耳外侧饰S纹，腹中间饰一道凸弦纹。
      “这种平盖鼎见于沂水县刘家店子莒国墓，而在其他地方很少见。”传说莒国乃少昊之后，而少昊也是东夷族的大首领，曾在曲阜建都，势力范围曾扩大到整个山东地区。薛、莒这种相同文化特征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是薛、莒同为东夷族后裔的明证。薛国故城这批青铜器的纹饰， 多用垂鳞纹、云雷纹、蟠螭纹等，界纹多用凸弦纹，耳、把、钮等则多饰以兽首纹和鸟形纹，这些特征“与中原地区的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洛阳中州路春秋早中期墓出土铜器，以及曾国铜器的纹饰特征相近”。可见，不论是从这批青铜器的器形、纹饰，还是造型、寓意，都可看到夷夏文化交融的明显痕迹。（本段两处引文引自《山东省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见《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