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斯福展的鲁迅藏碑拓

文章来源： 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亮相春晚的国宝——天龙山佛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吸引了很多的观众。由于人们对观展的热度始终不减，甚至不断高涨，北京鲁迅博物馆也将原定的每日750人的预约人数增加到了每日1500人，以满足观众参观愿望。人们在展览现场感受佛首魅力的同时，还能一睹鲁迅先生收藏的珍稀碑拓。
       这次展览展出鲁迅收藏的二十多幅碑拓，除了稀有完整的天龙山佛造像拓片外，其他拓片年代也均为六朝时期。通过查证鲁迅日记，鲁迅比较注重隋唐以前的碑拓、墓志及造像的收藏，尤其重视搜集六朝造像拓片及佛经。收藏拓片地域主要为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山西等地。他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到琉璃厂400多次，购买拓片4000多枚，大量购买拓片是从1914年末至1921年，其中1915年至1919年购买最多。鲁迅购买拓片的种类很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砖刻、瓦当、镜、古钱、古砚、钟鼎、经幢、古印及汉画像等。这些拓片大部分都是在琉璃厂购得，还有一部分是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从各地为他购买或赠送给他的。现在这些拓片基本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最早对碑拓的关注可以从1911年说起，那一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教博物学。在绍兴教学期间，他带学生游禹陵、兰亭、快阁、宋六陵等绍兴当地的名胜，采集植物标本或拓碑。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开始关注金石拓片。第一次收藏的拓片是被称为“石刻之祖”“篆书之宗”的石鼓文。到1915年，鲁迅对购买拓片日渐“成瘾”，大量收藏古碑拓，可谓“一发而不可收”。当时，他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观赏研究这些拓片，所以鲁迅藏碑拓盖有很多周作人的名章。研究金石学是清末民初的一种潮流，收藏碑拓属于金石学范畴，那么，当年鲁迅为何收藏拓片呢？他都抄校了哪些重要的名碑？
       有一部分人认为，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感到孤独、寂寞、彷徨，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选择抄古碑，是在复古的幻想中逃避现实。实际上，鲁迅收藏和抄校古碑是有他的兴趣爱好在里面的。在教育部工作的几年间，鲁迅经常抄校古碑到深夜，日记中常出现 “夜抄碑”等字眼，甚至有“夜录《百砖考》七千字”。如果不是对碑刻有极大兴趣，夜录七千字恐怕不是一般书家能够做到的。周作人也曾在《鲁迅的故家·鲁迅在S会馆》一文中回忆过鲁迅收藏拓片之事：“他从民四起一直弄碑刻，从拓本上抄写本文与《金石萃编》（《金石萃编》是鲁迅抄校古碑时重要的参考书，此书是清代重要的金石学著作，清乾隆年间进士王昶撰写，汇编了从秦到宋、辽、金的一千五百余种历代碑刻和十余种铜器铭文）等相校，看出许多错误来，这样校录至半夜，有时或至一两点钟才睡。”“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末行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存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 这里所说的“写成一部可信的定本”，就是鲁迅收藏碑拓及抄古碑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编撰了《中国字体变迁史》《六朝碑拓文字集成》《汉画像集》，虽然这些著作在其生前未能出版，但亦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其中，在编纂《六朝碑拓文字集成》的过程中，完成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和《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的部分编写工作，可见鲁迅对汉魏六朝文字情有独钟。 

                                                                                                                         

        鲁迅收藏碑拓的根本目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他曾在《引玉集·后记》中说，“我已确切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护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事实上，在收藏拓片的规模和数量上，鲁迅都是当之无愧的大藏家。 

                                                      

       如果说鲁迅收藏碑拓为了研究，那么抄校碑文是研究碑拓的重要途径，鲁迅在校勘和整理方面，颇有成果。另外，在利用这些收藏资源进行的大量抄录和研习中，他博采众碑书体之长，形成了独特的书法个性，很少有书家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也可以归结为鲁迅藏碑拓的书法意义。据《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统计，鲁迅抄录、校勘的碑铭260种，其中汉碑有100多种，造像344种，六朝墓志有300多种，经鲁迅抄录并校勘的有192种。 
       鲁迅所藏的汉碑中，较珍稀的有《群臣上寿刻石》，书法古朴遒劲，是秦汉之际篆隶过渡时期的书法代表作，为西汉最早珍稀刻石，可称为汉碑之首。其他较有名的汉碑有被称为隶书正宗的孔庙三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还有在汉碑中极负盛名的《曹全碑》。鲁迅非常重视《曹全碑》，曾极认真地以隶书体手抄过全文，虽是临摹，又融入自己的个性，古韵十足。此外还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无极山碑》等许多隶书名碑拓。纵观鲁迅的碑拓收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墓志及造像数量最大，其中有大量未见著录的石刻，在今天已成为稀世奇珍，其中包含了整个汉字书体演变过程和书法发展过程。鲁迅从抄录的大量碑拓中对汉字书法、书体演变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同时使鲁迅个性书法也达到极高的境界。
       据鲁迅同乡挚友章矛尘回忆，鲁迅在离开厦门大学时，曾给他写过一幅书法条幅，抄写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从“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到“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一段，又写了“将去厦门行箧束缚倶讫案头遂无一卷书翻废纸偶得司马相如大人赋数十字录应斐君矛尘两君钩命一鲁迅”，写好后鲁迅亲自送到他家，还笑着对他说：“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鲁迅用“没毛病”三个字来评价自己的字，现在看来显然是自谦了。尽管鲁迅从未以“书法家”自称，亦无心作书家，但郭沫若却对鲁迅书法评价甚高：“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