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考古能看得见历史,也能望得见未来

2021-01-18 19:04:01

 要由小见小,也要由小见大


       年轻时,孙机曾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那时,他的学术兴趣是探究事物的来历,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回想几十年的学术之路,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孙机的研究一直与“物源”息息相关,他也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念想。
       这些年来,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们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东西,学界一直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慢慢被湮没在历史里,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它们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霞帔坠子,一个是三子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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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刊《中东宫冠服》中的霞帔与帔坠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坠子,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图片发表时,尖朝下,有人认为是香囊、银熏或佩饰。对照明代典籍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叫霞帔坠子,应该尖朝上。霞帔是从肩膀上垂下来的飘带,帔底下就是个坠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的发展,到明代,霞帔及坠子的佩戴规定已经严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员,霞帔上坠金帔坠;六品、七品,缀镀金帔坠;八品、九品,缀银帔坠。霞帔坠子这个小物件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舆服制度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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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至下分别为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三子钗、北京顺义西晋墓出土的三子钗、广东广州西北郊东晋墓出土的三子钗

       三子钗的辨识也很有意思。三子钗多为铜制,一般长15到17厘米,当中为长条形横框,两端为对称的三叉形;有些出土文物,居中的一股再分为两叉,且与两侧的两股分别弯成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闭的弧圈。最开始有人把这认作搁笔的支架等物,后来在一具未被搅动的女性头骨上端出现此物,才给人启示,这可能是妇女用的发饰。
       讲到这里,孙机拿出他的旧作《从历史中醒来》,翻到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女神像,头上清清楚楚地戴着这种发饰,“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无疑这是一种发饰,但是叫什么名字呢?这就需要到文献中去找答案。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物件是三子钗,又名三珠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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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东汉画像上戴三子钗的神灵

       孙机说,这些只是“由小见小”的例子。霞帔坠子也好,三子钗也好,都是些小物件,把它们说清楚了,也只是说清楚了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仅要“由小见小”,而且要 “由小见大”。一件东西说清楚了以后,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有新的认识。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方说,西汉初年社会上普遍谴责秦始皇的暴政。在秦始皇的诸多暴政当中,有一个叫“头会箕敛”,是说秦军拿着一个像簸箕一样的东西去老百姓家随意敛收粮食,供给军费,遭到老百姓的抱怨。前些年学者在山东博物馆发现了一个铜箕,上面铸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这是个量器。从秦往下,到汉朝,虽然没有发现这类实物,但是发现了它的模型,就是出土的一套量具,跟斗、升等一块儿,还有一个箕,那么这个箕就是一个量具。从秦往上,战国甚至商代都有这种量具。所以说,中国古代量器当中有箕量,文献上也这么说了。这样的话,不管老百姓怎么抱怨秦暴政把收粮食的比例定得高,但是不可能说拿着簸箕随便就装,装完就走,那就不是政府行为了。所以,这个“头会箕敛”就是当时汉初的人谴责秦朝的时候说得比较夸张的一句话。出了这个箕量以后,事情就可以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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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铜箕量

       通过这件文物可以把秦朝赋税制度说得更清楚。这个东西的发现就是对文献的一个补充说明,也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说明,它这个是“由小见大”的例子。
       孙机又举了个例子,是宁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这个漆棺上画的是中原的二十四孝图,但人物都穿着鲜卑装,两种文化都有体现。孝文帝改革以后,不仅改穿汉服,而且把籍贯都改了。原本他是今天大同那一带的人,籍贯改成了洛阳,而且不许再说本民族的鲜卑话,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感,导致他的亲儿子都反对他,后来就反叛了。固原漆棺画早于孝文帝改革,使我们对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从而对改革的全过程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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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让古代的社会活起来


       全盘整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遗产,目前还很有难度,尤其唐代以后的文献浩如烟海,想要穷尽几无可能,但整理一个朝代还是有可能的。孙机选择了以汉代作为横切面,先让一个朝代“活起来”。他的尝试,主要就体现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里。
       汉承秦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历时400多年。从国家层面而言,其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相对成熟,可以作为一个横断面去研究,而且汉代的文献相对有限,下点功夫,可以将现存的汉代文献通读。再者,汉代文物层出不穷,可以与文献相互印证、互为表里。投身汉代文物与文献的世界,就有如走进一条可以历览汉代众生相的大画廊。
       孙机的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研究,既包括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内容,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内容。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这本书里,孙机把汉代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事物,分成了100多个小题目,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冶金、采矿等生产生活方面都包括在内。
       对这些汉代物质文化资料的每一个方面,孙机都会从基础讲起,细致梳理源流。比如,纺织方面,先讲桑、麻、蚕丝等原材料,然后讲纺织用的各种机具,再讲由这些原材料织成的面料——锦、帛等,然后讲刺绣、染色、印染等手段,进而介绍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样的纺织品。讲完纺织之后,就讲衣服,怎么剪裁、怎么穿,再讲首饰及其他。又比如,农业从耕地说起,然后说播种、灌溉、五谷等。看了这本书的人,就能从根儿上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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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有的国家把考古研究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这就是说,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具体的物质文化,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还有的国家,把考古学科放在人类学里,主要侧重于史前史,就是人类进入文明以前,没有文字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研究,只能采取层位学、类型学的方法对具体的物质进行研究。人家说苏秉琦先生闭着眼睛摸陶器的口沿,就能知道它是早是晚,因为他对类型学太熟悉了。但考古学在确定文物的年代之后,还要复原社会面貌。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复原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让它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孙机说,通盘看中国历史,尧舜以前的历史比较渺茫,三代以后就比较具体了,有文字以后的历史是重点,通过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具象很多。
       实物和文献记载结合,是孙机从事文物研究的重要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指考古的文献和传世的文献相印证。现在的二重证据,是要将实物和文献相结合,这样就能把历史事件解释得更活了。这些更活的材料,就不仅是二十四史、十三经这些传世材料,还有考古发掘的古代话本、文书等各类文献。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只要是真的、可靠的,与器物研究有关系,就可以不拘一格,拿来互相对照,扩大印证的范围,使古器物和古文献“打成一片”。

呈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孙机专注于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他说,这本《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这是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
       从横断面来说,孙机的研究考察了汉代基本物质文化资料,从纵向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但是他谦逊地认为,即便如此,自己仍没有能力将各个断代的物质文化都以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那样的方式研究出来,其他时代的研究只能有待来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见小’‘由小见大’,或者考古和文献相结合,还要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究,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这就不是理清几件文物的名称和用途的问题,摊子还要铺得更大”。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加了解、热爱祖国的历史,而且能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动力,“我们说考古对社会有用,不是说考古能为今天的社会生活直接提供一个什么新技术,而是说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进而加强爱国主义”。
       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明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有学者研究,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中国的GDP还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原来只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其实,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影响了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指出,中国有70项发明曾经领先世界,后来传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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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左)与李约瑟合影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马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孙机对古车做了大量研究后认为,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完全是两个体系,差别极大:从构造上说,有大轮、小轮之别;从系驾法上说,有轭靷式系驾法和颈带式系驾法之别;从性能上说,有用于车战和用于运载之别。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双轮车的辙痕,从考古上证明中国此时已经有车。《尚书·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应该是可信的材料。誓词中对作战的具体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能进行车战。一辆车上配备了车左、车右、御手等三名车士,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可见此时战车兵已经有明确分工,车战战术已经规范化。如果所驾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战车,则不仅不能正常发挥其战斗力,也积累不起足以上升为军事条令的战斗经验。中国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亚、西亚马车出现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车型而中国紧随其后的情况。
       从系驾法方面考察,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大相径庭。系驾法是将牲畜拴在车上,使之充分发挥拉车的能力,易于接受操控。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了两辆铜车马,全副挽具包括像繁缨这类细节,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中国古代的系驾方法从而表现得清清楚楚。这辆车由两匹服马所负之轭的軥上各引出一条靷绳来拉车,而且在轭肢外侧还附上加固杆,证明这里确系拉车的主要受力之处。两靷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将此环与轴的中心缚结。拉车时,马肩胛前的轭受力,两靷传力,完全不影响马的呼吸,这就是“轭靷式系驾法”。再拿它与商周车马坑出土的遗物相印证,可知中国先秦古车的系驾法实为一脉相承,前后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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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铜车马

       西方则不然,那里的古车是用颈带将牲畜的颈部固定在衡上,牲畜拉车时由于颈部受力,通过衡和辕拽动车子前进,被称为“颈带式系驾法”。由于颈带压迫牲畜的气管,牲畜跑得越快呼吸越困难。无可辩驳的史实是,到公元8世纪,欧洲的马车才放弃了颈带式系驾法。
       孙机又举了球墨铸铁的例子,1947年,欧洲的冶金专家才研究出现代的球墨铸铁技术。球墨铸铁比一般的铸铁强度更为增加,机械性能也更为改善。让人惊讶的是,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西汉铁器里,就检验出发育良好的球状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现在的国家标准。虽然那个时候的球墨铸铁工艺还不成熟,但对我们总有一些借鉴意义。
      它虽然不跟现在连接,但把它的古代社会就搞活了。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古代社会,那么有秩序,不是那么乱,而且技术又那么发达,很多文明我们都处在世界前列。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北大,孙机最亲近的老师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诉他,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而且要读有用的书,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会有很多“触角”,这些“触角”会触及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就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
       宿白先生1957年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让孙机印象深刻。这本书不仅把壁画中反映的历史说得很清楚,而且文字生动,书中引用的文献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和最好的版本。在他看来,这与宿白先生原来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事有关。孙机一直谨记宿白先生的教诲,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也常常利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虽然读书很少有直接的发现,但读得多了,把各种书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如此慢慢积累下来,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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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宋墓》,宿白 著,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学考古的学生都会上考古绘图这门课,孙机也受过这个训练,而且特别重视。在他的著作里都配有他自己画的线描图。孙机说,从年轻时试写论文开始到《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这么多年积累了上千幅古代器物的线描图。画图不容易,有的时候,他吃完晚饭就坐下来开始画,等画完了,抬头一看,天都亮了。现在印刷条件好了,很多考古、文物图书都直接采用照片而不用线描图了。但孙机认为,线描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把要表现的细节刻画得更清楚。这次出版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有百余幅线描图因为原版的效果不太理想,是他重新画的。他觉得,如果不重新画,就那样黑乎乎地印出来,太对不起读者了。
       如今,“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说法很流行。孙机说,“大众考古”不是让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让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识。地下文物归全民所有,进行发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否则,即便是在自家院子里发现古墓,也不能任意发掘。考古学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不为政府工作的话,那就是盗掘了。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应该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术或方法。
       如今已经91岁的孙机,仍然关心着当下的考古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向前看,考古学不是让人们往后看,而是让我们增加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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